张祥龙：是，是，那个也是非常的感人。非常让人发自内心的同情她。她心中，她确实有她真正的情欲的那一面，但是确实也是有很善良，很追求那种深爱，那种亲子之爱的一面，这一面也让我特别感动。而且实际上，很多评论家我觉得他们都是有偏见的。其实人家托尔斯泰并没有把她丈夫描写成一个完全的反面人物，其实她丈夫也有其高尚的一面。最后等于说是，完全原谅了他们两个。最后也让他们两个在他面前忏悔了。还有另外一面，就是列文和吉娣，他们刚开始也有很多反转，也特别感人。吉娣刚开始是喜欢渥伦斯基的，所以就把列文拒绝掉了。那种列文经历的苦恼，然后最后他们两个感情的翻转，写得也是非常动人的。而且是在乡村，列文刚刚干完了活，然后看见吉娣从国外养病回来了。吉娣也是大病一场，然后雇一辆马车。在清晨的时候，列文看见吉娣在那个马车里的样子。他的心在某种意义上又开始松动了，本来他是觉得这件事他已完全绝望了。

这怎么讲呢，天才写的东西吧，同样一个情节，可能别人写的就完全达不到我刚刚所说的深度。

柯小刚：列文和他哥哥的对照也特别明显。他的哥哥尼古拉整天想的就是要为劳苦大众谋福利，要推动社会变革之类的东西。但是列文呢，他是自己来做一个劳动者。有一个细节，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。就是，列文在外面收庄稼，在割草还是做什么，割了很久，而且下了雨，但他回来后一点都不觉得累，身体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但是他这个哥哥，老是满怀着空洞的理想，想要去亲近大地，亲近劳动人民，但实际上，他在家里空想的时候，对他弟弟的脚踏实地的劳动却完全是无感的。

张祥龙：是的，在现实中，托尔斯泰跟他哥哥也是类似的关系。所以他哥哥去世，他也特别难受。所以说，这本书是有半自传性质的。当然了《战争与和平》里面，也有一些他家族的投影，但毕竟稍微远一些了。不像《安娜》里面那么明显。

柯小刚：是的，托尔斯泰的祖上是伯爵，在《战争与和平》中也有出现的。

张祥龙：对的，而且这个说来话巧了，我很喜欢的梭罗，他写的那个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其实也影响了托尔斯泰。托尔斯泰真正的中期，就是创造了三部伟大的文学作品，尤其是头两部。后期的时候，他就越来越思想化了，他宗教化了，他写《忏悔录》。《复活》本身就是《忏悔录》的文艺版。后来他又写了很多的文章，在俄罗斯形成了巨大的影响。他批评东正教，批评官方的东正教，甚至批评沙皇。所以当时的俄罗斯的，一个拥护沙皇的评论家就抱怨，说我们俄罗斯有两个沙皇。一个是尼古拉二世，另一个就是托尔斯泰。所以沙皇早就想把他流放了，但是之后他也没敢。最后，托尔斯泰内心的那种斗争，一个是黑暗的那一面，即底层的，和上面那一层，即显意识，实际上在他后来的生活中，这两层的矛盾没有真打通。所以最后造成了他晚年的悲剧。他和他妻子分裂，最后离家出走，离家出走十几天，就病死在一个车站上了。

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的细节，我也愿意讲一下。这个我当年喜欢托尔斯泰的时候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。但是毕竟后来知道了呢，也觉得挺好的。托尔斯泰对咱们中华民族所受到的西方的侵略，他充满了同情。他对八国联军，八国联军里面应该是包括俄罗斯军队的，来占领北京，来打咱们中国，他是痛斥，就说他们一帮强盗怎么怎么样。他当时有一个留俄的中国学生，叫张庆同，然后他通过这个学生，又跟辜鸿铭通信，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崇敬，对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表示了极其愤怒的谴责。当然那个东西，现在大家读起来感觉完全就像是个乌托邦。他就说，中国人民呀，你们千万不要学西方的这种样子，不要学的跟他们一样这么残暴。也不要学习日本的道路，以残暴对残暴，你们就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三大宗教，就是儒释道。只要你们坚持自己的三大宗教。最后一切都会变好的。具体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但毕竟你可以看出来，这个人他的思想，他的感情，他的艺术，包括他后来晚年的这些经历，都是触底反弹的。一定要达到最根底处，达到人生最根底处，然后呢再触底反弹。

所以你看，当时的中国被多少所谓先进的知识分子所鄙视，他们都看不上中国，说中国是个木乃伊。马克思也说了，中国是木乃伊。他们要用先进的制度来改造中国，来提升你。好像我们中国这些文化在各方面上，就像新文化运动那些人后来讲的一样，都是比别人要低得多的东西。人家托尔斯泰根本就不这么看。他从来没有认为哪个西方文明，怎么就更高级了，而中国的文明怎么就低级了。所以他对这种受迫害，不管是民族的、个人的，他有着发自内心的同情。这也都表现在他的艺术之中了。所以他的艺术我相信，尽管大家现在喜欢的表达形式，跟他的风格离得非常远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文学遗产和精神遗产，真是不朽的。未来到了一定的时代，时代风气又转变的时候，托尔斯泰重新还会进入到我们视野的主轴里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