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是说它的故事中有两类人，一类人是我们平常这种人，都是要获得最好的人生收益，性价比最高。他们特别会很聪明的利用因果关系，为自己谋利益。使自己很快地在社会上取得成功。另外还有一种人，是他书里很欣赏的，这些人就是对人生的最原发的那一面有所发觉，而这最原发的那一面往往是带有黑暗、不幸、挫折，或者是冒着死亡的风险等等，很危险。他们有的时候是自觉自愿，有的时候就是陷入了命运的安排之中。他们从中得到了超出理智的启发，最终达到了人生的具有神秘美感的一个境界。像它的正面人物，最主要的当然是两个男主角和一个女主角。男主角是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，女主角是娜塔莎，然后还有很多次主角，或者是配角。这本书有两百多个人物出现。最后这些主角都是在苦难之中，进入黑暗里面，然后还能闪出光来。那种人生经历和思想，和人生境界令人感慨。我当时的心情很不太好，所以读这种书的时候，充满了共鸣。后来我学的现象学，我回头再反思，我觉得这恰恰就是现象学讲的那番道理，两者其实是相通的。

胡塞尔讲真正我们的意识的根底，不是显意识。显意识是胡塞尔讲的前期的那种意向性，那是我们主动去，尤其是看一个东西，去感知，看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，这都是我们的显意识，是时间意识的东西。但是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讲的，我们这些显意识的源头，恰恰是威廉·詹姆斯叫它潜意识，我们叫它下意识的那个东西。胡塞尔叫它内时间意识。在你意识不到的时候，你过去的经历，都会沉淀在所谓的潜意识，或者说内时间意识中。而这个内时间意识，它实际上在里头做了各种被动综合的酿。它实际上在里面酿造你的人生的感受和经历，它把你酿造成还没有对象化，但是随时可能对象化的一种潜流，所以你每次对人生未来的期待，也可能是潜意识的，都会在里面参与潜流的构造。这个潜流恰恰是你个人所谓的性格，所谓的特点的一个背景，一个温床。而后你的显意识要从这里面出来。我们人和人之间性格的不同，命运的不同，往往就跟你潜在的意识流是什么样子是相关的。

这个恰恰就说我刚说的那些，这些正面人物的特点，就是说他一定要活到超出显意识的因果关系。他要到那个潜意识的那种被动综合也好，或者是他的那种人生的完全的超目标、非目标的、非因果的、甚至是苦熬的那种经历中，来脱去表面上这种体制也好，观念也好，加给我的枷锁。在那个里头，把这个东西脱开，而当你从那个里头出来的时候，你事实上就有了一种完全新的精神状态和心灵状态，你活的才是尽性尽命。这本书我觉得实际上跟儒家讲的心学，佛家讲的人的本心的发现都是相关的。但是这是后来的。当时我直接读的时候就觉得，每读一遍都对我特别有启发，极其感动。

柯小刚：您最早读托尔斯泰的时候是多大呀？

张祥龙：就是十七八岁的时候。都是文革中，是跟别人借的书。后来实际上，我是过几年，就会读一次。当然我是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。

李旭：《战争与和平》？

张祥龙：《战争与和平》。但是其他的几本，比如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有时候我也是过一些年就读一次。但是说实话，《复活》我不是最喜欢的，但是也很不错了。《复活》后边我觉得它那个，等于说是思想观念的作用就更大了。不像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它完全是人生现象。刚刚我讲的它的那个，两个层次的交融构造出来的两种人，对我的启发更大。

柯小刚：您刚才说的非常深层的底层的潜意识，这些方面，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他笔下写得如何？

张祥龙：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得也是极其天才，我也是很喜欢。只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说实话，我还是不是太懂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他那种比较破碎的，或者说比较怪诞的综合。当然后来我也完全可以欣赏。尤其他的某几本书，比如《白痴》我就特别喜欢。还有像《白夜》、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、《罪与罚》，尤其是我记得我以前还读过他的一篇中篇小说，就是写一个女孩子，她的父亲是一个小提琴手，他也是有天赋的，但是后来他就自认为自己有天赋，就开始放荡。最后这个女孩子觉得，她的父亲完全是很怪的，被社会上的人不接受之类。他的那种风格好像很病态，很不同，但是同时又能够闪出一种内在的光彩。我觉得俄罗斯文学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一点，就是说他能够写到非常苦难的地步。就像《罪与罚》也是这样，它里面的主人公，刚开始信超人哲学，去杀一个他觉得不值得活的老太太。但是他面对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是个妓女，最后这个女孩子引导他认识到，他干的事情确实是罪，不光是法律上的罪。这是我觉得最好的地方，一个文学既达到了一个真正地把人感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，又有那种神秘美感。有一种神秘体验，但是其中又有美感。这就必须进到这一层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大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