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那个时候我要真正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，甚至是纾解一些很绝望很悲哀的一些情感，从这里头跳出来。而这就是要靠自学。我后来搞哲学，刚刚李旭有讲到我的一些治学风格，当然他也有一些溢美之词。不过我学哲学确实不像现在很多人一样，只把它当做学术来学习，当时确实是为了解决直接面临的人生的困惑，寻找一个道路。所以，刚才说到我的学术里面有中西比较的特点，这个实际上，某种意义上，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所造成的。实际上我们大家现在所处的时代，从20世纪开始，甚至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，我们就不得不是中西比较了。当然这个比较往往是被迫的，并不愉快的。西方人强势的文化过来了，你怎么办？你打也打不过。甚至到了新文化运动，知识界的主流还说我们的文化是低于别人的，我们的文化从哪方面看都不好。尤其是儒家的，更是被骂的（很过分）。用鲁迅的话说，就是“几千年的历史，就是‘吃人’二字。”这个中西的对撞，其实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，其实很早就感受到了。

你像我小时候，虽然我出生在香港，但是很快我就被父母带回到南方，在武汉。四五岁就被带到了北京。我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，主要还是在北京度过的。北京当时在我的印象中，还是很有传统文化的味道的。老的城墙，老的风俗，虽然已经经过了多少轮的新文化的，各种颜色的新文化的洗荡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传统的良风美俗吧。或者说是文化的遗迹吧。比如说，城墙还在，对吧？很多的传统的东西都有所存续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还真是到当时的那个茶馆去玩过，趴在窗户上看，里面一个老先生在说评书，讲的那是眉飞色舞。还有其他的那些，三教九流的都在茶馆里面，一边喝着茶，一边听老先生说书。老先生说的像是三国演义还是啥，我全都忘了。这个印象还很深。总之，传统文化还有留存。而且小时候，我父亲，他是从北洋大学毕业的，但是他本人还是保留有中国传统的很多东西。他信中医，所以小时候我们生了病，都要看中医。他也喜欢听评书。我小时候，他就带着我们听《三国演义》啊这些。然后头天听了，第二天跑到学校，就跟别的同学交流。别的同学也有听的，大家在课间的时候就聚在一起谈论。就跟你们现在上网一样，你们上网看你们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我们当时的流行文化就是评书呀这些东西。我记得当时说到“关云长温酒斩华雄”时，那个津津乐道。还有侯宝林的相声，那是相当的好。这个是传统的延续。但是当时西方文化其实已经占了主导、优势了。这是我们那个时代。

所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中西比较的境遇中，学校里教的都是西方传来的东西。当时说的就是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，数理化都是西方来的。学这个语文的话，都是要按照西方讲语法的那种模式来学。所以当时已经是这样了。之后又遭遇了文化大革命。文化大革命，简单从文化角度来讲，实质上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延续。我就是从文化角度来讲，我不从政治角度来讲。我觉得有一次，我听网上一个人讲，那个人是自由主义者。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方法，实际上就是新文化运动中，人们从西方学到的进化论啊，当然是社会进化论，还有西方人那种真理和谬误的二元论啊等等的，这些思想方法的一个极端化。它当然体现在了当时的一些意识形态的学说里。所以这个文化革命是很明显的一次，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次碰撞。甚至都说不上是碰撞了，而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碾压。当然它这个所谓的西方文化，是带有当时的它的独特的颜色的，只是西方文化中的一种。不是那种自由主义的，而是另外一种。

所以这个呢，我就觉得我后来之所以能够关注中西的关系，是跟我要解决的人生问题，是和我的这些体验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我刚刚说到，我真正的自学，就是文革中，自己觉得自己当时也有点儿，像红楼梦一开始说的一样，那块儿石头自怨自艾，觉得自己命运怎么这么不好啊。我当时为什么要去贴那个大字报，为什么要去办那个报纸啊，最后弄得受到多少次迫害啊！还被关押过两次。当然那个关押不是进监狱啊，是进那个专政队的地方。所以就是那时候开始自学。自学呢，我就觉得对我后来的治学，还是有很深远很深远的影响的。当时学的主要是，我印象中是中西书籍都有看过一些。因为我当时毕竟留在北京了。当时北京的年轻人，尤其是我通过办报纸，认识了一些思想很活跃的年轻人。当时这些很活跃的年轻人里头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知识分子的子弟，高干子弟，普通的市民子弟，都有。只是说这些人很爱想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