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当时大家就交换书籍来看，所以当时我看的很多的书都是借来的。大家在私下里传着看。这些书已经不允许卖了。甚至是你公开地拿出来，都会被马上没收。我当时跟人借了一本书，《震撼世界的十三天》，讲匈牙利事件的。后来拿到了学校去看，让军代表看见了，马上没收。不但没收，还要追查这个书是从哪里来的。但是，就是因为是大家底下私传的书，所以看起来是格外地珍视，格外地认真。因为也就借给你一两个晚上，所以大家都是拼命地看。这种自学一个是相当的主动，二一个，它具有那种“秘传”的味道。它是处于一个隐蔽状态和公开状态之间的状态，所以这样呢，我觉得当时那种学习，是很多过来人都忘不了的。所以我看到很多我们那一代的人，后来在回忆以前的时候，往往都要讲到这一层。当年我们传的灰皮书、黄皮书，这些文艺的书，是怎么传的，我们看，是怎么看的，我们受了什么影响。我估计你们可能都听过这方面的。因为现在的一些政治人物，我们这一代的，他们回忆起他们的青年时期时，有时候也讲这些事情。我们那一代人自学，往往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。

但是同时呢，我个人还有一个倾向，就是我对中国的东西也很喜欢。因为当时大家传的东西呢，一般说来是以西方的东西为主。当时所谓的黄皮书、灰皮书，都是翻译西方的。灰皮书是政论性质的，这里头有很多是不允许公开发表，但是对当时的我们很有益处，包括我当时办那个报纸，都是有时候看了灰皮书，比如德尔拉斯的《新阶级》之后，受到了启发，而后再表达出来。黄皮书呢，是文艺性的，很多也是不便于公开出版，是一些时兴的，比如说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，现在当然是无所谓的，美国当时很早的一个启蒙小说。还有《在路上》，还有苏联的一些前卫的诗人、作家的一些作品。所以对我们当时来讲，都是非常的新鲜。尤其是我记得当时看《麦田守望者》时，简直就是目瞪口呆啊，我的天呐，那个书里头，那种青年人的反叛，它是对美国当时的中产阶级主导的文化的反叛。所以，当时我确实从这些东西里面吸取了很多很多东西。

但是我个人对中国的东西也是非常的喜欢，我也不断的在看。这个根可能是从我父亲呀，或者以前小时候受的影响有关。所以当时就读古文，尤其是诗词，还有一些文章。特别像《滕王阁序》、《岳阳楼记》这些，都背的很顺。这些东西我也很珍爱，很喜欢。然后看古典小说，包括《红楼梦》。前两天我在复旦大学还讲了。后来我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……那时候我都三十七岁了，才去美国。文化革命耽误我上大学，我28岁才上大学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根本就不想再接着读什么研究生。当时我受道家影响，就想搞自然保护，就想到山里去，去当个守林人。后来又经历了不少事情，遇到了一些麻烦。最后，某种意义上是不得已，才去到美国留学的。到美国留学以后，这个我真正的学习，主要还是靠自学。因为当时我的英语能力，刚开始是很差的，尤其是听力。当然托福什么的都考了，也考过了。老师讲课，刚开始课上听懂的不多。当然后来是，慢慢地专业上的意思都懂了，但是我的特点就是，治学主要还是靠自己在底下读书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已经在研究生阶段了，老师一般都是要求交论文。我的美国同学他们都最怕写论文，他们最喜欢课堂考试。他就写一个答案，就可以交差了。而我就是喜欢写论文。写论文呢，它给我时间，我能够思考，能把我的潜力都表达出来。我在美国上学，先读硕士，后来读博士。我内人在这里，她都不让我多说，她老嫌我说多了哈哈。

敬之：现在的孩子们很需要听前辈治学经历。

张祥龙：是吧。（对夫人）你说吧，你提什么意见？

张老师夫人：第一，不要离题太远。第二，尽量简短。

张祥龙：好好，我马上结束。

柯小刚：师母是怕您累了。

张祥龙：哈哈哈哈，是。虽然一开始在美国很困难，但是我硕士的课程得的还是全A。当然，没有一门课是老师不给我最高分的。就是因为主要都是写论文。当然写论文说实话，也没什么可自豪的。因为我当时都37岁了，人家那些同班同学（年龄普遍很小），当然也有像我这么大的。人家美国无所谓的，读研究生人什么样的岁数的都有。有的老头还在那里当学生。但是毕竟还是年轻人居多。读博士阶段呢，也是很顺利吧，很快就读完了。基本上我的感觉就是，治学呢就我的体会，自学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跟老师学也很重要。我其中有一个环节没有讲，就是我真正开始去学哲学，其实是受贺麟先生影响的。贺麟先生是我的恩师。那是在文化革命中。刚刚我说的，我看的那些书，实际上没有解决我的最重要的，人生的意义的问题。虽然那些书很有启发，而且起到了铺垫的作用。到最后，还是要读哲学的书。而开始读哲学的书，是因为我有幸遇到贺麟先生。那是七十年代中期，文化革命进入了后期时，认识了他老人家，跟他读了几本哲学的书。尤其是第一本，就是斯宾诺莎的《伦理学》。这本书对我的启发特别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