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，这个贺先生跟我讲斯宾诺莎的人生经历，其实对我读这本书，还是很有启发的。而且贺先生还写过一个《斯宾诺莎像赞》，后来我特别推崇贺先生的《像赞》，是一首诗，但是赞的非常好。他其中就把斯宾诺莎比作庄子。亦圣亦仙，如何如何，所以斯宾诺莎的《伦理学》你要说和中国文化的联系，我在那个时候，当时我对《庄子》理解还不深。然后我就知道，斯宾诺莎的思想，和我们中国道家的思想，是有某种内在的关联的。无论是方法上，比如说斯宾诺莎，他虽然是唯理论的，但他认为真正的、最出色的思想方法是直观，这有现象学的直观的味道，而不是什么逻辑、概念、推理，所以这个是贺先生认为，斯宾诺莎和庄子、和老庄，和我们中国古代的，包括儒家的共通之处。贺先生后来还写过《宋儒的思想方法》，他认为宋儒思想方法的要害就是所谓的理性的直观，它是直观，但是又是理性的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他说，《伦理学》和庄子、老庄是打通的，和心学，甚至是理学都有相通的地方。所以我当时将这个就记在心里了。

后来上了北大以后，在北大，我就特别喜欢道家。我觉得跟这件事可能有一定关系。我当时的学士论文，大学生还要写论文，就写的是庄子。后来又迷庄子，非要搞自然保护，搞环保。所以应该还是跟读斯宾诺莎是有关系的。

柯小刚：您跟斯宾诺莎的关联，我还是第一次听。我觉得很震撼。特别奇妙的是，我在大学一年级看的第一本书就是斯宾诺莎的《伦理学》，当时对我的影响特别大，是一种决定性的影响。从斯宾诺莎到中国文化，这里面似乎有一种密切的关系。我自己的读书经历也可以印证这一点。

张祥龙：是，是。所以这个贺先生就说，他最心爱的哲学家就是斯宾诺莎。他是这样。他学斯宾诺莎的经历本身，其实就是这种情况。他跟我讲，他先在美国留学，然后有个老师带着他们读斯宾诺莎。说那个老师是个女老师。他刚在美国的时候是在奥柏林学院，后来又转到芝加哥大学，又转到哈佛大学。我记得他真正的学斯宾诺莎的开端应该是在芝加哥大学，或是奥柏林学院，我记不清楚了。他就跟我说，他那个女老师也不懂斯宾诺莎，但是她就喜欢。美国当时的学术氛围就这样，她可能不是教斯宾诺莎的，但是她喜欢，读这个书她有感受，她也讲不大清楚。然后她就搞了个读书班，她就说我们大家一起读，一起学。就像李旭老师也是跟你们大家一起讲一样。然后贺先生就开始，他听着听着，就开始有点儿感受，就这么读下来。

他就觉得跟他学过的宋明理学和庄子，有某种遥远的关系。然后呢，他后来又到德国去，去留学，在柏林，在柏林大学。他那个时候，他就认识了国际斯宾诺莎学会的会长，也是个犹太人。然后他们俩后来甚至成为了感情很好的朋友。那个人就带他去看了斯宾诺莎当时的一些遗迹。因为德国离荷兰也很近，而且那个人就对他说，你就算我们斯宾诺莎学会的第一个中国会员。希望你回去建立中国的斯宾诺莎学会。后来贺先生跟我讲，他回国了，马上二次大战也就爆发了。然后那个人就被纳粹杀死了，因为他是犹太人。所以贺先生也挺感慨的。贺先生对斯宾诺莎特别喜欢，回来以后，他就很快把《伦理学》翻译出来了。贺先生的中文底子特别深厚，他是四川人，他当时在四川上中学的时候，老师就夸奖他说：“这个贺麟才是真正能够把古文写通的，咱们全校有两个学生可以做到，他是之一。”

所以到后来上了清华，贺麟又跟着当时的四大导师，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，他就是特别受这些导师的影响。别的那些同学，都是一心就要学西方的科技。四大导师比如梁启超开课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，听他讲唐诗宋词。但是往往到了学期最后呢，课堂上就没几个人了，贺麟就是其中坚持到最后的那一批。他还请梁启超给自己开书单。所以贺先生对斯宾诺莎的感受，是建立在深厚的中学功底之上的。我觉得斯宾诺莎挺奇妙的一个现象，他这个人表面上就是一个唯理论者，你要说开创性的话，当然还是笛卡尔是所谓的近代唯理论，或者近代哲学的真正开创者。他和莱布尼茨被认为是之后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唯理论者。而莱布尼茨是受到了极度的，像罗素给出的极度的赞美。因为莱布尼茨特别聪明，有很多重要的发明，或者说创造，包括哲学上的单子论。